夫子得无恙乎——乱世为儒熊十力

     十力的老习惯了。他耐不住北方的严寒,对炉火取暖、皮衣棉服之类的又极不适应,因此冬季临近,他便南下避寒。

     1948年2月,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张其昀和哲学系主任谢幼伟出面相邀,请熊十力前去讲学。为了能让熊十力在杭长住,他们还一起出资在文学院附近辟地筑屋。熊氏携弟子牟宗三一起前往讲学,并将筑居之所命名为“漆园”,并自号“漆园老人”,自比“游于物之初,游于无何有之乡”的“漆园吏”庄子,取庄周避世之意也。他还作《漆园记》以明心志,并自题小诗云:“白首对江山,纵横无限意。丹心临午夜,危微俨若思。”“危微”出自“十六字心传”:“人心惟危,道心惟微,惟精惟一,允执厥中。”(立波按:“俨若思”出自《礼记·曲礼》:毋不敬,俨若思,安定辞,安民哉) 人心累于物欲,易动而难反于正,故危而不安;道心原于性命之正,义理难明而易昧,因此微而不显,充分揭示了我们终生都在“危”、“微”的途中独自行走。观熊氏此时心境,似无凄切悲凉、颓唐老迈之味,而有奋起之意。

     在杭州,他见到了自己的老朋友马一浮。当年在嘉州,马、熊二人共掌复性书院教席,虽闹得不无别扭,但一别将近十年,两位大儒早已将不愉快抛却,重又唱和往还。但他在杭州的好日子并未多久,浙大校长竺可桢觉得熊已老迈,不会有多大作为,倒不如请个年轻的来,因此与之白眼,使熊郁郁不得志。1948年秋末,熊氏便离别杭州,南下广州,投奔在中山大学执教的弟子黄艮庸。他在《与朱生》的信中说,“今之世局,离各大学无可居,而任何大学,都无可语。此苦事也。”对于离别杭州,他倒是想得开,“今兹重游,颇不耐热闷与卑湿,极感疲困,不可支。”熊氏曾说:“余平生于读书外,总有散步山野,望云气、看飞鸟之时机,惟促处都市乃大苦耳,然亦时于庭院中苍茫望天也。”黄艮庸在番禺化龙乡有一处农场,并建有黄氏观海楼,熊十力来后,就与养女一起住在此处,读书散步,为养女讲讲佛学,也满足了他“望云气、看飞鸟”的愿望,生活极为惬意。

     1949年春,国共战局日渐清晰,国民党败局已定。此时的广州城,纷纷攘攘云集了各路观望的人士,或走或留,或远遁或近逃,这里都是一个不错的临时立脚之地。此时,正在广州乡下的熊十力也有些彷徨不安,他对国民党早已失去信心,但对共产党也同样心存疑虑。熊虽然也算是辛亥老人,但毕竟与共产一途是两个路数,离革命的洪流甚远,能得何待遇还不得而知。他本意很想回老家湖北或入川,专心治学,在致柯树平信中说:“吾老年难动,若得伴即早回汉去。北碚尚有人硬来接,吾亦可入川去。因川中住过九年多,亦算第二故乡。吾决于故乡及北碚二者择一为安心之地。”但旋即又打消了回老家的念头,因为他听从老家逃难出来的人说,“武汉商务独占,人民无生路,多投江,有说武昌之下阳逻江段有回漩流处,尸浮二万余具是事实。”“吾无可回乡生活。据云各县甚不安,情况甚难言。”老家回不去了,入川也许还可以,“川地大人多,到那里去弄点小本,以小生意营生,不知能否?不能,也就绝食了事。万一天不丧斯文,义尚可苟活即苟活,义不可活,吾也不遗污点,决然了事大吉。”(致柯树平函)他也曾动念去印度或港台,但亦只是一动念而已,旋即打消。他无法想象,自己治国学一辈子,怎么可能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;而且自己埋首书斋几十年,如今已是老迈之身,如何能再做个流亡者流落他乡?他在给弟子唐君毅的信中说:“吾年已高,何至以风烛余光为衣食而尽丧平生之所守?吾中国人也。中共既已统一中国,如不容吾侪教书,只可作夷、齐。如尚容吾侪教书,则无容吾侪‘自经沟壑’而不去教书之理。船山当日可入洞修学,若在今日亦只有寄于庠序耳。吾只有‘不变吾之所学而为教’一个誓言。年近古稀,岂能变面目冒充时髦。吾子何至不了老翁如是耶?世事吾决不谈,……实际问题,非余所能过问,不问方好守学术本位,谢绝不相干之事……余认为,吾人对中共只当站在自己正当立场上自尽己责。如吾一向为学即尽吾教学之责,以坦诚致诚之态度,立乎庠序,不必预先猜疑共党不相容。若彼果不相容,吾再洁身而退,饿死亦不足惜。”熊氏的意思很明确,自己只是一介读书之人,且已是“老朽矣”,无党无派,不问世事,不论朝政,党能奈我何?“天下无不知余素未参加党政者,何至有所迫害于衰年之书生?”拿定了这个主意,熊十力决定,留下来。这年春间,受聘于华侨大学的弟子唐君毅和钱穆曾前来探望。谈及去留之事,钱穆回忆说“十力亦无意离大陆”。

     不仅自己不离开,熊氏还写信劝导弟子们留下来。1949年4月10日,他写信给徐复观,极力劝阻其不要携眷去台湾,他告诉徐,国民党是守不住台湾的。但作为“国军”少将,徐复观怎么可能留下来坐以待毙呢?在此事上,熊氏未免天真。9月10日,熊又致信徐复观,信中甚至问起“宁之中大哲系可去教书否”,问徐复观自己能不能到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去教书。此时南京已经陷落,也亏得熊十力在人情世故上如此糊涂,在此当口竟还惦记着中央大学的教席。徐复观对老夫子也没有再客气,他狠狠幽了师傅一默,让他“直接去问毛泽东先生中大可去否”。熊看了来信非常恼火,再也不将徐复观视为学生,9月24日,他分别写信给胡秋原、唐君毅、钱穆等人,并将徐的来信剪下来,附在信上,说:“右为徐长者复观先生见教不才之信,略摘粘于前。”9月30日,熊又专门致函唐君毅,再次反驳徐对自己不离大陆一事的嘲讽,并在信中郑重提出退回徐复观给的十两黄金,“今日对中大之问,直以汉奸心理向度,此等人,万不可受其馈也。”这十两黄金原是徐复观从自己所经办的《学原》杂志经费中抽出来送给老师的,交由黄艮庸保管,以使老师晚年有所依靠。如今师生闹得如此尴尬,黄金自当璧还。他并写信给胡秋原,希望他与唐君毅来将金子取走,他难掩愤怒地说:“此为人格问题。吾四人吃苦度日,决无饿死之虞。君子之爱人也以德,细人之爱人也以财。吾平生本不苟取予,以徐先生为乡里后进,川中以来颇相亲厚,故忘形而不相外也。”态度坚决,语气严厉,怒火未消。然而此时谁能真的过来把金子取走?谁也帮不了这个忙。

     正如熊氏所言,川中以来,熊徐师徒确是“颇相亲厚”,但打打闹闹、矛盾纠葛也是不断。当年徐复观以军中少将的身分前去拜见蛰居川中的熊十力时,曾当面请教熊氏应该读些什么书。熊告诉他读王夫之的《读通鉴论》,徐说那书早已经读过。熊听后颇不高兴,说,你并没有读懂,应该再读。过了些时候,徐复观再去看熊十力,说《读通鉴论》已经读完了。熊问,有什么心得?徐便说了些多他不太满意的地方。熊未及听完便厉声斥骂道:“你这个东西,怎么会读得进书!任何书的内容,都是有好的地方,也有坏的地方。你为什么不先看出他的好的地方,却专门去挑坏的;这样读书,就是读了百部千部,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?读书是要先看出他的好处,再批评他的坏处,这才像吃东西一样,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。比如《读通鉴论》,某一段该是多么有意义;又如某一段,理解是如何深刻;你记得吗?你懂得吗?你这样读书,真太没有出息!”这一骂,无异于当头棒喝,骂得徐复观目瞪口呆;但这对他也是起死回生的一骂,这一骂,让一切聪明自负、骄矜浮躁顿时消除。熊氏之骂,是骂可骂之人,骂那些骂不跑的人。熊氏门下,有几个不曾挨过他的骂?熊老师个性嶙峋,抉发痛快,动辄骂人,人所共知,但他也有真情流露时。徐复观后来记述当年在“落日仓黄”中与老师分手的情形时说:“临走时,送我送得很远,一面走,一面谈,并时时淌下眼泪。”“记述先生的志事,如先生彷徨绕室时长叹喟之声。”

     徐复观走了,唐君毅和牟宗三也并没有听从老师的劝告,一个到了香港,一个去了台湾。师徒们天各一方,熊老师陷入新的孤独。此时,似乎只剩下入川一条退路。他在写给四川大学教务长叶石荪的函中说:“吾到川与否,仍望吾子细思一番,方作进止。如吾果可赴川大,亦当在阳历十月内也。”

     还未及入川,在1949年11月中旬,熊十力便接到了老朋友董必武、郭沫若联名发来的电报,电邀熊先生北上,共商国是。熊十力在给唐君毅的信中说:“董与吾本少时革命之交。民六、七年时,吾早已脱离国民党关系,矢志于学术一途。彼于是时亦舍国民党而另定革命方针(小注:即加入共党)。彼此行径不同、不相通信者,三十余年矣。”与郭沫若的交往,则是国难时在川中,郭“晤余两次”。当时,郭沫若是熊十力认为在学问上可以一谈的人。郭沫若知道熊十力爱吃鸡,去看他时,滑杆上还绑上两只鸡。“余之心事,必当深知。余之行事,亦彼当深率。”熊十力有何心事呢?他在给董、郭的回函中说,自己非事功之材,不宜做官,“如不以官府名义相加,而听吾回北大,课本、钟点、及不上堂、冷天南行、暖时北还,一切照旧例,否则不欲北行。”

     1950年1月28日,熊十力接到董必武的回信,信中说:“叠函均奉悉,并与沫若、彝初(马叙伦)、东荪、云川诸先生往复商酌,以为兄所提不作官、能讲学、路上要人招扶等,都容易办。只有找座北向南房子一事,至今尚未弄妥。非敢缓也,求之实难。政府负责人现仍有住旅馆者,房子难觅,由此可见。但此非谓来京无住处也,只是不甚如意耳。西屏兄在言谈中表示  兄留鄂(?)。待返武昌后彼会与兄面谈也。……此上来车盛,已函李主席(湖北省主席李先念)照顾,闻京汉路平时只有二等卧车开行,如无头等卧铺,亦请原谅!”

     接到董老来电,熊十力放心下来,觉得不好再耽搁,立即起身北上。广东省主席叶剑英为熊十力买好车票,安排好路上扶持之人,并亲往车站送行。车至武汉后,熊十力打算下车略住几日,一是休息,二是略叙乡情。林彪、李先念为其安排好住处,并设宴款待。3月7日,熊在武汉收到郭沫若来函,“已电李主席备车票并电示行期。董老所布置之住所,尚为北房无怪。至它一切,均请不必过虑。”

     关于熊之北行,另据台湾学者林继平《我的治学心路历程》中记述,国民党从大陆撤退时,熊曾秘密乘火车来到广州,准备转去香港或台湾,毛泽东得知消息后,立即电告四野林彪司令员在广州拦截。林彪与熊十力是湖北黄安的同乡,尊称他为熊老师。熊十力无可奈何,只得随林彪回到武汉。林彪还召开欢迎大会,欢迎这位湖北耆宿荣归故里。

     无论版本有何出入,总之,在1950年的阳春三月,怀着激动心情的熊十力再次回到了北京。抚今追昔,这已是他的第几次返京了?想起1937年“七·七”事变后扒煤车逃离北平而路遇暴雨,浑身湿透的凄凉景象,熊十力真是百感交集。而这一次返回,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。 

     

2

 

     熊十力出生于湖北黄冈,是一个乡村穷教师的儿子,因家贫,幼时曾为人牧牛。十三四岁时,父母相继病亡。此后,他只是在父亲的朋友何柽木先生处读了半年乡塾。十六七岁时游学乡间。读王船山、顾亭林之书,忽有革命之志,遂投武昌新军第三十一标当兵。武昌起义后,熊氏曾任湖北都督府参谋。二次革命失败后,他曾去江西德安耕读、教书,并与一老秀才的女儿傅既光结婚。1917~1918年间,曾参与孙中山幕府。他目睹鼎革以还,世风日下,“党人竞权争利,革命终无善果”,“袁氏首坏初基,军阀继之。贪污、淫侈、残忍、猜妒、浮夸、诈骗、卑屈、苟贱,无所不至其极,人道绝矣!”慨叹“由这样一群无心肝的人革命,到底革到什么地方去呢?”深感“革政不如革心”,遂慨然弃政向学。“决志学术一途,时年已三十五矣,此为余一生之大转变,直是再生时期。”

     1919年前后,熊十力来到天津南开中学教国文,不久因笔墨官司结识梁漱溟,这是他人生中又一大因缘。梁先生回忆说:“一九一九年我任北京大学讲席时,忽接得熊先生从天津南开中学寄来一明信片,略云:你在《东方杂志》上发表的《究元决疑论》一文,我见到了,其中骂我的话却不错;希望有机会晤面仔细谈谈。不久,各学校放暑假,先生到京,借居广济寺内,遂得把握快谈——此便是彼此结交端始。事情的缘起,是民国初年梁任公先生主编的《庸言》杂志某期,刊出熊先生写的札记内有指斥佛家的话。他说佛家谈空,使人流荡失守,而我在《究元决疑论》中则评议古今中外诸子百家,独推崇佛法,而指名说:此土凡夫熊升恒……愚昧无知云云。”

     两人均性格嶙峋,但一谈甚洽,于是梁劝熊研读佛学。1920年暑期开学后,熊再也没有回南开继续当老师,而是从江西德安直接去了南京支那内学院,拜在欧阳竟无大师门下学佛。此行也是缘自梁先生的引介,“一九二0中(民国九年)暑期我访问南京支那内学院,向欧阳竟无大师求教,同时即介绍熊先生入院求学,熊先生的佛学研究由此开端。”欧阳大师字竟无,江西宜黄人,是杨仁山居士的得意弟子。熊十力谈起自己的老师时说:“大师是豪杰之士。唯识自玄奘后,遽成绝学,沉埋千载;得大师起而振发之,遂使慧目重光,这当然是了不起的一件事。大师甚精选学,文辞沉雄杰崛,亦为当今第一人。但他是佛学中的汉学家,考据家。在义理方面有所不足。他的院训及各经叙录,当然是天壤间的大文章。”

     熊十力在内学院里是年岁较大的学员之一,学习极为用功,大概也是最穷的一个。熊从来就没有富裕过,徐复观说,熊老师年轻时穷得要死,在某山寨教蒙馆,没有裤子换,只有一条裤子,夜晚洗了就挂在菩萨头上,晾干接着穿。在内学院时,也是长年只有一条裤子,有时没得换,就光着腿,外面套一件长衫,因此人送绰号“空空道人”。

     自1920年秋至1922年秋,熊氏在内学院打下了坚实的唯识学和因明学的基础,接受了哲学思维的严格训练。1922年,梁漱溟征得蔡元培同意,请欧阳门下弟子来北大顶替自己讲授佛教唯识学。梁先生说:“我入北大开讲印度哲学始于一九一七年,后来增讲佛家唯识之学,写出《唯识述义》第一第二两小册。因顾虑自已有无知妄谈之处,未敢续出第三册。夙仰内学院擅讲法相唯识之学,征得蔡校长同意,我特赴内学院要延聘一位讲师北来。初意在聘请吕秋逸君,惜欧阳先生以吕为他最得力助手而不肯放。此时熊先生住内学院约计首尾有三年,度必饫闻此学,我遂改计邀熊先生来北大主讲唯识。”借此机缘,熊十力得以受聘为北京大学特约讲师。当时北大的规矩,讲三门课为教授,讲一门课者,本校教师称为专任讲师,外校兼课者则称兼任讲师。熊为专任讲师,月薪一百二十块大洋,一直到抗战南迁。

     梁先生谦逊,自谓“不敢讲”,熊先生倒是敢讲,但自一开始,熊的新唯识学说便一步步背弃师说,逐渐离开佛教唯识学,从而形成自己的一套观点。“我自己小心谨慎,唯恐讲错了古人学问,乃去聘请内行专家;不料想熊医生是才气横溢的豪杰,虽从学于内学院而思想却不因袭之。一到北大讲课就标出《新唯识论》来,不守故常,恰恰大反乎我的本意。事情到此地步,我束手无计。好在蔡校长从来是兼容并包的,亦就相安下去。”然而他的讲课效果似乎不太妙,他自己说,“忆一二年间,选课最多,及阅试卷,仅有某生文辞,稍为简适,亦无当于题旨。自昔迄今,从未得一可共学者吾总觉教书之无趣,每对人言,为吃饭故,方做是事,若不尔者,吾不教书。虽属愤辞,亦是事实。”他将北大授课视为“阚饭”之谋,“支生无术,只好腆颜其间”,而不能得英才而教之,更让他觉得气馁。后来,他干脆向学校当局提出,“师生蚁聚一处,究竟有何益处”?要自己在家授徒,虽不能得天下英才,能有“二三子”聚而教之,也是惬意,“而不相干之学子,亦不愿其与于斯课”。学校当局竟也同意了他的要求。据他当时的学生讲,熊似乎并不长于讲课,有教无术,因此,只讲过一次,便不再上讲台,凡选他课的,便到他家里谈。

     梁、熊二位因缘不浅,1924年夏梁先生辞去北大教职,应邀去山东曹州讲学,熊亦辞北大同往;翌年梁氏偕诸友回京,熊也同回,“居处每有转移,先生与我等均相从不离,其事例不必悉数。”两人均个性十足,我行我素,但彼此却性格不同,“虽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,而在治学谈学上却难契合无间”。梁先生宅心宽厚,常存衿怜之意;而熊则师风陡峻,责人以善,不惜骂詈,情急处甚至会饱以老拳。他口无遮拦,曾放言:胡适提倡科学,科学知识却不如他;冯友兰不认识字,金岳霖的学说是“我论”。有一次,梁漱溟为学问方面的事,与熊十力发生了争论。熊十力脾气大,喜欢骂人、打人。争完了,熊十力乘梁漱溟转身的机会,跑上去朝梁就是三拳头,口里还骂他是“笨蛋”。梁漱溟了解熊的个性,没加理会就走了。殷海光有一次问金岳霖对熊十力的看法,金肯定地说:“据我所知,熊十力是中国研究佛学最深刻的一个人。”殷说:“先生好打人、骂人。我亲眼看见他在梁漱溟背后打三拳,还骂他是一个笨蛋。”对此,金岳霖说:“呃!人总是有情绪的动物。是人,就难免打人骂人的。”熊氏此类“轶事状”甚多。写小说的废名很佩服其同乡熊十力,常跟熊谈儒道异同等事,等到他着手读佛书以后,却与专门学佛的熊氏意见不合,且多有不满之意。有一次,两人在一起论僧肇,一言不合,大声争论,外人在外听得酣处中突然静止,原来两人已经扭打在一起,很快废名拍拍土离开熊家。但到第二天,废名又到熊家,跟熊讨论起另外的问题了。熊虽学问精湛,但日常糊涂,学生中常流传他的笑话。据李渊庭讲,1926年到1927年间,梁漱溟在北京西郊大有庄租了几间平房,熊和十几个青年学生搬去同住。当时梁、熊两人都没有固定收入,靠稿费维持简单生活,大家基本上跟梁先生一起吃素,可是熊爱吃肉。学生薄蓬山管理伙食,有一天,熊问薄:“给我买了多少肉?”“半斤。”当时是16两一斤,熊一听是半斤,骂道:“王八蛋!给我买那么点儿!”过了两三天,熊又问:“今天给我买了多少肉?”“今天买了八两。”熊一听哈哈大笑:“这还差不多!”

     牟宗三是熊十力北大时期的学生,“我之得遇熊先生,是我生命中一件大事。”他回忆起第一次见到熊先生时的情景时说,有一次林宰平、汤用彤、邓高镜、李证刚诸位在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吃茶,“不一会看见一位胡须飘飘,面带病容,头戴瓜皮帽,好像一位走方郎中,在寒风瑟宿中,刚解完小手走进来,那便是熊先生。他那时身体不好,常有病,他们在那里闲谈,我在旁边吃瓜子。也不甚注意他们谈些什么。忽然听见他先生把桌子一拍,很严肃地叫了起来:‘当今之世,讲晚周诸子,只有我熊某能讲,其余都是混扯。’在座诸位先生喝喝一笑,我当时耳目一振,心中想到,这先生的是不凡,直恁的不客气,凶猛得很。我便注意起来,见他眼睛也瞪起来了,目光清而且锐,前额饱满,口方大,颧骨端正,笑声震屋宇,直从丹田发。清气、奇气、秀气、逸气,爽朗坦白。不无聊,能挑破沉闷。直对着那纷纷攘攘,卑陋尘凡,作狮子吼。我们在学校中,个个自命不凡,实则憧憧往来,昏沉无觉,实无所知。一般名流教授随风气,趋时式,恭维青年,笑面相迎。以为学人标格直如此耳。今见熊先生,正不复尔,显然凸现出一鲜明之颜色,反照出那名流教授皆是卑陋庸俗,始知人间尚有更高者,更大者。我在这里始见了一个真人,始嗅到了学问与生命的意味。反观平日心思所存只是些浮薄杂乱矜夸邀誉之知解,全说不上是学问。真性情,真生命,都还没有透出来,只是在昏沉的习气中滚。我当时好像直从熊先生的狮子吼里得到了一个当头棒喝。使我的眼睛心里在浮泛的向外追逐中回光反照:照到了自己的‘现实’之何所是,停滞在何层面,这是打落到‘存在的’领域中之开始机缘。此后我常往晤熊先生。”这真是一个不简单的“第一印象”,熊门三大弟子中,牟宗三跟随熊的时间最久,受教也最多。牟先生曾跟自己的弟子讲起老师的事情,说:“侍师亦不简单,既要有诚意,又不能太矜持。当年我服侍熊先生……那时没有一个人能服侍他,只有我……他脾气那么大,许多学生都怕他,唐(君毅)先生也不敢亲近他……其实,我并不聪明伶俐,也不会讨巧……”

     熊氏也深知自己修养不足,缺少一份儒者的典雅,说自己“求人也殷,责人也切,而原人、容人、因势顺诱之荃,确无所有”,“吾之情且急,而无以自安,有时甚失慈祥之意。此则余之所有智及,而不能仁守(立波按:智及之,仁不能守之,典出《论语》),是余所长负疚于先圣贤也。”但“检讨”归“检讨”,他决计不去改正,任谁劝告也是“不欲改”。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:“力所以说话便好骂人,全是悲心行乎不容己,……然力亦只是口头便及之,却绝不于文字上批评时贤,此正不敢不自重之意,贤者察之。”正因为熊氏待人出自本心,心无城府,虽门风陡峻、口无遮拦,也颇有些青年才俊前来相随。除了“常往晤熊先生”的牟宗三外,罗常培、郑天挺等也向熊十力执弟子礼。罗当时已是教授、系主任,却对狂傲不知收束的熊讲师毕恭毕敬。熊喜欢吃鸡,学生们来看他时,知道老师癖好,身后总夹只鸡来。熊也从不跟学生客气,有一段时间,他干脆搬去与学生住在了一起。人说梁先生多是学生住老师家,熊则多是老师住学生家,信哉斯言。

     1932年10月,通过十年精思,“绝不于文字上批评时贤”的熊十力抛出了其标志性著作《新唯识论》,造了唯识学的反。是书出版后,得到学界蔡元培、马一浮、林志钧等人的高度赞扬,蔡先生为其作序云,以钢和泰(?)、陈寅恪为代表的佛学研究是考据派,以欧阳竟无之内学院为代表的是经院派,前者没有发挥微言大义,后者未敢参加批评态度。“当此之时,完全脱离宗教家窠臼,而以哲学家之立场提出新见解者,实为熊十力先生之《新唯识论》。”如此背离师说,让内学院的宜黄大师愤怒了,说熊是他活了六十岁见过的最“逞才智”之人。其后,欧阳门下弟子刘定权写出讨伐文章《破新唯识论》,宜黄大师要求熊十力读到此文后能够“降心猛省”。没想到正在给学生上课的熊十力看到文章后,就对学生说:“现在的课先不上了,我要应战。”他花了近三个月时间,写成了应战文章《破〈破新唯识论〉》。同时,熊氏新说也几乎遭致佛学界群起而攻之,太虚、周叔迦、印顺等逐一登场为驳论。此时熊十力已辟佛入儒,争论实儒佛之争,非唯识之辩也。

     1926年,住在北京大有庄写《唯识学概论》的熊十力因长期的困顿与凝思,积劳成疾,神经衰弱、遗精、胃下垂等多症并发。1927年初,在蔡元培先生关照下,他南下杭州养疴,住在西子湖畔之法相寺,翌年,又移居孤山广化寺,每月二百元生活费,仍由北大发放。“余年四十、五十之间,在杭养疴久,生活赖蔡孑老设计为多。余病,冬是不可衣裘,外貌似好人,而实不堪劳损。”(致张其昀信)熊十力其实是非常注意养身之道的,他在《答谢随知》一文中说:“早起,大恭后餐,不解即不餐,必解乃已,行此数十年如一日。被褥,每晨起必掀抖,以散汗涤尘,件件如是。又每饭后,卧二十分钟必起,散步归来,凝神危坐,喘息定,血脉舒,而后观书用思。”律己不可谓不严,但可惜都是在此次大病之后的事,亡羊补牢也。

     1928年,汤用彤等邀熊十力到南京中央大学作演讲。熊氏素来不喜演讲,他曾发誓说“不为名流,不为报章杂志写文字,不应讲演之约”,“素未与稠人演说,故拙于口才”。然而此次乃老友相约,拙于口才的熊氏只好做一次“稠人间的演说”。此一番讲学,却吸引住了另一位俊儒——唐君毅,唐先生正是此时得列熊氏门墙。在杭州,熊十力得识另一位大儒马一浮。马乃大隐者,为人清高,很早就“远谢时缘,闭门读书”,倡“六艺赅一切学术大旨”。蔡元培曾邀其到北大任教,他以“古闻来学,未闻往教(立波按:典出《礼记·曲礼》)”八字回绝。他的理想传道授业之所是类似古代书院那样师徒切磋道艺的场所,而非贩卖知识的西式学堂。抗战时期,蒋介石向马请教治国之道,马说:“唯诚可以感人,唯虚可以接物。”蒋闻之愕然。据说解放后陈毅造访时,正遇马大儒午休,陈也算是读书人出身,懂得师道尊严,竟在雨中苦等了两个小时。熊十力很想结识这位大隐,便请时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的单不庵引见,单支吾似有难处,他是怕马大隐不给面子。熊干脆谁也不用,自己把《新唯识论》的稿本包好寄给马一浮,并说明结交之意。一个多月过去了,仍无音信,熊心里不禁嘀咕,难道这位名动东南的名士看不上自己?忽一日,院里来了一位长者,须髯飘飘,气度非凡,自报家门,原来是马一浮!熊也不客套,上来就问马:信写了这么长时间,怎么就一直没个回音?马说,若单寄信来,自是早有回复,可是你连大作都寄来了,无论如何也要好好拜读过才能说话。两位大师惺惺相惜,一见便成莫逆,此后如高僧论道,时常往还,确也解了熊氏不少孤苦。他在其《新论》(文言文本)“绪言”中说:“自来湖上,时与友人绍兴马一浮商榷疑义,《明心章》多有资助云。”马一浮也对《新唯识论》推崇备至,并为其制雅序曰:“自吾所遇,世之谈者,未能或之先也。可谓深知于化,长于语变者矣!”

     江南养疴六年之后,1932年11月,熊十力重返北大。熊氏一生居无定所,四处飘零,他住在庙里的时间比住在家里的时间还要多。再加上他自幼在长江边养成的生活习性,一到冬天便思南归,因此从进北大以来,他真正教书的时间大概不足两年。他在《答赖生》信中说:“自计足迹所经,唯北都荒廓,南京广漠,最宜修学(自注:南京今不可居),不得已而求其次,杭州秀丽,差可怀也。” 是年冬,熊氏返回北大后,日与汤用彤、钱穆、张东荪、张申府、林宰平、梁漱溟、蒙文通、李证刚、邓高镜、冯友兰、贺麟、张岱年、金岳霖、沈有鼎、冯文炳、黄艮庸等逍遥谈坐。钱穆回忆说,有一次与熊、蒙、汤四人同宿清华大学西郊一农场,“此处以多白杨名,全园数百株。余等四人夜坐其大厅上,厅内无灯光,厅外即白杨,叶声萧萧,凄凉动人……余等坐至深夜始散……至今追忆,诚不失为生平难得之夜。”钱熊二人虽交往不少,但二人性情却大不相同,治学路数也各异。钱治史学,性情温文尔雅,自幼知书达理;熊由佛入儒,性情狂放,通脱旷达,不喜雕饰,其行事风格让文雅之士很难接受。钱后来谈起熊来,颇有些冷言冷语的笔致,说熊十力有一次在一个朋友家吃饭,一个小孩子要吃桌上的一块肉,熊十力抢了过来说,我身上负有传道的责任,不可不吃,你吃了合用?于是坦然吃下。其实熊对钱也并不恭维。据说有一次熊在某人家里见到钱著《先秦诸子系年》,看得心头火起,不禁在书上打叉子,还不解气,干脆扔在地上边踏边骂。他跟另一大儒冯友兰也有过节。某次,冯氏携其《中国哲学史》来访,两人多有争论,冯欲合璧中西,而熊以西哲为肤浅,如唯心唯物之论实无精彩。话不投机,难免脸红脖子粗(立波按:骂得都对!)

     1937年,日寇侵入华北,熊十力化装成商人,坐煤车逃离北京城。路上遇雨,衣履尽湿,仓皇狼狈之状难以言表。辗转返回黄冈后,有乡里青年问起国事,熊不禁大哭失声,大骂国民政府不抵抗,并让青年们去找共产党,拿起枪打日本。

     次年,熊入四川之璧山。当时北大与清华、南开等校已南迁昆明,联合办学。南迁的北大只收留教授级的人物,熊仅为讲师,联大不收,他似乎也不以为意,专心著述,将《新唯识论》译为语体文,凡六年方成。1939年夏,马一浮在乐山创办复性书院,要熊前往讲学。“复性”者,“涤除习心、复原本性”之意也,其办学宗旨是“讲明学术,注重义理,预使学者深造自得,养成刚大贞固之才”。熊起初并不愿去,一来两人性情各异,对书院之办学思路不同,马重德行、兴趣、精读,而熊重学识、体系、博读;二来两人也不好安排,马是山长,熊算什么呢?两个教席难免起轩轾。但马执意要熊来,马知道,对古儒之“天道性命”的理解与阐发,熊、马之外,再无人可与比肩。九月开学,熊便前往。此前八月,日寇轰炸乐山,熊伤左膝,他是带伤上阵。来了之后,也不客气,不做推让,便演讲《复性书院开讲示诸生》,滔滔万言,其中讲道:“实事求是,勿一空疏为可安。深知人生责任所在,必以独善自私为可耻。置身群众之外,而不与合作,乃过去之恶习,因任世事所趋,而不尽责,尤致败之原因。……凡求材者,必有宽大的胸量,远大的眼光,深沉的思考,实践的勇气,谦虚的怀抱,若不具素质,而求为通材,未之有闻也。”如此诘辩,均是有所指的。马一浮视书院为养“大德”的清静寺院,熊则视之为育“通材”的大学,两张教席之间渐成对台戏,合作已无法继续。是年十一月,熊与弟子韩裕文偕去。徐复观后来对比马、熊、梁三大儒时说:“熊先生规模宏大,马先生义理精纯,梁先生践履笃实。”熊、梁是陆王新学的继承和发扬,马既有陆王又有程朱气象;性情上,马温存高迈如隐士,梁摩踵放顶如墨子,熊则抉发痛快,无可无不可;马言辞洗练,是著名书家,梁准确遒劲,熊则滔滔,信笔拈来,随意圈点,还经常加上诸如“吃紧”、“此处吃紧”等自注,往往弄得一塌糊涂。

     复性书院呆不下去了,1941年,熊十力又来到重庆勉仁书院,书院乃梁漱溟所创,因此院中弟子辈皆亲梁远熊,熊故常詈骂。此时,欧阳竟无也躲避战乱迁住江津,熊氏前去探望老师,一见面,宜黄大师照样对他严厉批评,说他“未得真甘露”。次年,大师逝世于四川江津,熊前往吊唁。大师病重时,熊曾去探望,但内学院诸君却不许其进门,说是怕老师动感情。

     入川以来,熊十力颠沛流离,生活尤为拮据。从复性书院返回璧山后,弟子牟宗三曾前去探望,他回忆说:“吾即由重庆往拜。薄暮始达。至则见师母补缀衣裳,并告以先生在屋里,余即趋入,时先生正呻吟榻上,一灯如豆,状至凄凉,问安毕,相对而泣。并告人情之险。”虽家贫国难,他却自甘寂寞,乐以忘忧,勉力著述讲学。1942年,《新唯识论》语体文本中卷改写完成,由老友居正募集经费,以勉仁书院名义出版。他自述说:“余孤羁穷乡破寺中,老来颠沛,加复贫困,乃强自援笔,续《功能章》上下……”此时,他依然坚持每日清晨四点即起床,读书写作,中午亦只闭目坐上片刻。写起来只需一纸一笔,最穷困时,用秃笔写,以碗为砚,一盛墨汁,一盛朱红。因长期流离失所,身边并无藏书,他恐怕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藏书的学者。“吾平生著述与笔札之属,字字从胸中流出。稍有识者,当能知之。吾所为文字,向不肯引古书,有时对流俗需征引旧文,但此等处亦不多。……陆象山云:六经皆我注脚,未可与言取义。”此一期间,他曾致信弟子牟宗三,说“吾无精力多写,汝好自做人。宏斯学者,吾不能无望于汝与唐君毅。”对弟子期望甚切。他还寄语唐君毅说:“又告君毅,评唯物文,故不可多作。而方正学(方孝孺)、玉洙(?)、郑所南(当指南宋人郑思肖)、船山、亭林、晚村(吕留良)诸先贤民族思想之意,却切要。此一精神树不起,则一切无可谈也。名士习气不破除,民族思想也培不起。名士无真心肝,无真实力量,有何同类之爱,希独立之望乎?此等话说来,必人人皆曰早知之,其实确不知。陶诗有曰:摆落悠悠谈。此语至深哉!今人摇笔弄舌,知见多极,实皆悠悠谈耳。今各上庠名流,有族类沦亡之感否?”此语至深哉!一代大儒的学术良知、国族情怀、师道自任,深自流露。此教导唐君毅一直留在身边,引为座右,到香港后,便放在自己办公桌玻璃板下,时时自省。

     在北碚期间,旧雨新知时来相看,使熊十力稍感欣慰。此时,郭沫若、贺麟、钱穆、陈铭枢、陶希圣、任继愈等都曾前来探望。有一次陈铭枢请熊十力吃饭,背山临江,一派好风景。陈却背对江面,熊大不解,问陈:“你怎么不看风景?”陈说:“你就是很好的风景!”也正是在此时,徐复观前来拜熊为师。徐复观回忆说,熊先生曾告诫他,要做学问,生活上应和妻子隔开,“你和太太、孩子这样亲密,怎能认真读点书?”熊自己就很少和老婆住在一起,“吾少弱病……平生强远妇人,此全神第一着也”。徐注意到,当时熊与夫人就未住在一起,“师母住在相隔约300公尺的地方”。但熊似乎惧内,说完那番话,他便低沉着声音指指远处的老伴说:“这个老妇人呀!”

     此后几年,熊十力返武汉,上北平,复入川,居漆园,赴南粤,蛰居幽愤,骂尽天下名士。1949年5月16日,他听到路透社的电讯: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,已占领军事重地武汉。熊十力极为兴奋,大书三个字:解放了!
 

3

 

     1950年春,熊十力接到党内老友的邀请,如约北上。甫一抵京,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便专程到车站迎接。如此规格,让老书生甚感兴奋。他与人谈起一路观感,顺口冒出“林彪心术不正,怕不得善终”,此语一出,吓人一跳,赶紧劝他不要再乱讲。他还没有适应新社会,“口无遮拦”是要改一改了。

     抵京后,政府先将他和其义女安排住在交道口附近的五间北房,房子是由董必武预先租定的,家具齐全,甚是宽敞。住了两三个月,他嫌院子吵杂,无法写作,写信给董必武要求调换。此后又搬至护国寺大觉胡同十二号,但也未住多久。最终由政府安排住在什刹海后海大金丝套的一所小四合院内,直到1954年离京为止。此处原为皇亲贵族居住之地,建筑古朴,出门不远就是后海,恬静优雅,风景宜人。

     初到北京,郭沫若希望熊十力能到自己管辖的中国科学院来,熊拒绝了,他怕自己不习惯科学院的治学方式,毕竟科学院仍是过去老中央研究院的一辈人,“老朽与洋面包似不必打在一起”。他希望仍回自己的北大老巢,按老规矩去上课。此时的北大哲学系似乎“颇无相纳之意”,但熊还是要回去,表示“愿回此挂名养老其间,与义无悖”。熊先生的工资定为每月800斤小米,是当时教授薪水的最高水平。

     在50年代初期,熊十力的生活是安定的,其生活方式也在他原有的轨道上延续,并未受到多少干扰。窗外的世界已很热闹,一派新气象,大家都在一种激情感召下,建设新社会。熊先生却不为所动,他依旧老习惯,独居,读书,写作,在家授徒。有时候贺麟教授会带领北大哲学系的学生到熊先生家中听讲。熊氏居处毗邻多为旧日好友,如梁漱溟、林宰平、张申府、贺麟等,而旧时弟子亦时常登门拜谒;同时,党内外许多高级人士如董必武、郭沫若、林伯渠、徐特立、李济深、陈铭枢、艾思奇等新朋旧友也常来探望。熊与董必武是湖北老乡,也是辛亥老同志,年纪相仿,相处融洽。熊十力有事必找他,董便跟他开玩笑说:“我简直成了你熊十力一个人的副主席了!”熊也不介意,一笑了之,有事照找不误。此时已身居高位的郭沫若也常来拜访,二人谈经论道,交谈甚契。郭希望熊十力能不断有大作问世,以“领袖学界群伦”。

     然而此时,熊十力的心底却是孤独的,落寞的。他的学说逐渐被边缘化了,著作也很少行世,几乎到了被人遗忘的地步。他曾在信中对老友说:“吾常愁苦一室当中无人可与言斯学者”,“吾之学,百年之后能否有人讲,甚难说。吾书恐难存下去”。他成了一个“落伍”的人,拒绝“进步”,拒绝“热闹”,拒绝“改造”。中国哲学会请他作委员,他提出两个条件:不开会,不改造思想。他对自己的学生说:“我是不能去开会的,我是不能改造的,改造了就不是我了。”又说:“马一浮写信给我,说他自己是‘确乎其不可拔’!我回信说我也是‘确乎其不可拔’!他以为我到北京,就‘尽弃其所学’了!”

     1950年,一向不问政治的熊十力写出《与友人论张江陵》一文,批评张居正“恶理学家空疏,遂禁讲学、毁书院”之举与秦始皇之焚书无异,并以此引申说:“学术思想,政府可以提倡一种主流,而不可阻遏学术界自由研究、独立创造之风气,否则学术思想界思想锢蔽,而政治社会制度,何由发展日新?江陵身没法毁,可见政改而不兴学校之教,新政终无基也。” 他还写信与老友梁漱溟论道,指出辩证法的根底在斗争,而大易之学却是以仁义为常道。1951年,他又写出长达六万多字的《与友人论六经》,论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性,为唯心论伸张。“余常设想,今当舍旧图新。不守其故而新生,则诚然矣;不用其故而新生,恐不应理。”顺此思路,他建议设立中国哲学研究所,培养国学人才;恢复南京内学院,由欧阳弟子吕秋逸主持;恢复杭州智林图书馆,由马一浮主持;恢复勉仁学院,由梁漱溟主持。并屡次上书毛泽东和中央政府,毛泽东回复说:“十力先生,长函诵悉,谨致谢意。”信中的意思很明确,不知熊是否读透。熊的几项建议均无下落,只有南京内学院,多年之后在周恩来的过问下才恢复起来,改称南京佛学院。

     1951年6月,熊十力写信给老友蒙文通,颇有孤独之感。当时士人,皆多少改造为马克思主义者,天下“确乎不可拔者”已不多。老友梁漱溟俨然已成社会活动家,心思已不在学术;张东荪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落马,正在接受批斗;而弟子辈也多攘臂运动,“不复奉教”矣。此时,他却与老画家齐白石结交上了。熊氏义女仲光正随白石老人学画,白石老人也很佩服熊氏文采,曾请其为老母写祭文。某日,白石老人来访,下车时,一串钥匙从老人腰间垂落。熊先生感到匪夷所思,便说:“我们诺大年纪,家事何必还要亲躬?”老人说:“小孩子不争气,非自己管不可。”白石老人看钱很严,颇有经济头脑,不像熊氏那般糊涂。据说老人每日早起作画,先问有无荣宝斋订单,若有,便先为荣宝斋作画。

     自1951年起,熊十力便集中精力删削《新唯识论》的语体本,1953年冬,由董必武协助印行。此前,他的那几本小册子都是自费由大众书店帮助印刷的。1954年又写成《原儒》上卷,写完后,已是深秋,冬季临近,该是南迁的时候了。此时,政治空气愈加左倾,老朋友们或被打倒,或被边缘化,逐渐在学界失声。贺麟和冯友兰改宗了,不再“接着讲”圣贤学问;1953年,生性耿直的梁漱溟生因直言相谏,不知轻重的讲话气得毛泽东拍桌子怒骂:“你是放毒!”“你梁漱溟功在哪里?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?一丝也没有,一毫也没有。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,比西施还美,比王昭君还美,还比得上杨贵妃。”“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,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。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……梁漱溟是野心家、伪君子。”自此,梁先生再没有发言的机会了,被晾在了一边无人搭理。马一浮也重新开始了隐居生涯,虽对新时代偶有感动,但分明找不到自己的调子。1957年,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访问杭州,特意到蒋庄访马一浮。陪同的周恩来介绍说:“马一浮先生是我国著名学者,是我国唯一的理学家。”伏问:“先生在研究什么?”马说:“读书。”又问:“现在做什么?”仍答:“读书。”1953年,熊十力七十寿辰,马一浮写诗一首为贺,诗曰:“孤山萧寺忆谈玄,云卧林栖各暮年。悬解终期千岁后,生朝长占一春先。天机自发高文载,权教还依世谛传。刹海花光应似旧,可能重泛圣湖船!”

     熊十力孤身一人住在北京,除去孤独外,更让他难耐的是北方漫长的严冬。1951年底,他在致刘静窗的信中说:“入冬迄今,尚不冷,然北方寒气究与南中不同。大雪节后,不用微火之炉,老年人终不可耐。吾神经衰,最怕火,又怕多衣,故冬来全不能看书与用思,日夕难过。古人言度日如年,真有此味。”自此开始思念南归。1953年冬,他又写信给刘静窗,说自己想回上海,但又不想跟儿子一起住,“吾怕烦,恐与儿媳处不易”,“今日儿媳,决不可靠。故不欲作家庭生活”。到了1954年,熊十力终于无法忍受北方的严寒与孤单,遂于是年底移居上海,住在儿子身边。儿子熊世菩家人口多,孩子小,这使一生清静惯了的熊十力非常不适应,只得另觅住所。当时陈毅元帅在上海做市长,熊十力为房屋之事写信向陈毅求助,陈马上回信并着人解决,信中说:“先生要求并不高,当照办,请与市府来人面商。无论从事著述或作个人修养,政府均应予照顾和协助。……至学术见解不能尽同,亦不必强求其同,此事先生不必顾虑。”陈毅喜欢与学人打交道,对熊十力多有帮助。有一次陈毅去看望熊十力,他竟伤心地嚎啕大哭。陈毅问:“您老为何这么伤心?”答道:“我的学问没有人传呀!”熊十力晚年居上海时,愈加难耐寂寞,曾对人说:“现在鬼都没有上门的了。”陈毅深受震动,后来有一次在给上海高校的教师作报告时,他建议大家多向熊十力请教,“近在眼前的贤师,你们就去拜门,有人批评,就说是陈毅叫你们去的!佛学是世界哲学里的组成部分,一定要学。共产党讲辩证法,事物都要了解其正反面,不懂唯心论,又怎能精通唯物论呢?”

     1956年6月,熊搬进了淮海中路2068号一座二层小楼里,这里环境幽雅,适于写作。他雇了厨师和助手,继续过其独居的生活。一住进小楼,熊十力便喜不自禁地写信给梁漱溟:“二楼全部归我,面前花园颇大,树木长大,西边窗前纯是绿化。来此才三日,吐痰再无灰黑,此乃最喜之事。日夜有清凉风,才尝海风味道,此旧住处所不能有也。”同年,政协召开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,熊先生原不在邀请之列,熊的学生杨玉清在一次小组讨论会上说:“过去曾有人说:‘可惜今天称得上士的人,只有马一浮、梁漱溟、熊十力二三人而已。’梁先生今天在座,马先生也由杭州到北京来了,只有熊先生还在上海。”政协马上联系上海方面,请熊先生为特邀代表。陈毅派人去熊先生家通知,此时熊正在洗澡,他说:“我是不能坐飞机的。”于是坐当日火车前往。在这次会上,他被增选为第二届政协委员,并连续当选为第三、四届政协委员。但他只是政协的“三到”委员:开幕到、闭幕道、照相到。其余时间,均不到会,而是呆在宾馆里与友朋聚谈。某次,一位大人物突然莅临,全场起立相迎,唯熊十力我自岿然不动!熊十力怕坐飞机,说是怕把飞机给坐坏了,但坐火车又忍受不了车厢里的暖气,因此每次北上开会,均把车窗打开,风呼呼的往里灌,一车厢的人均消受不了。服务员向陈毅反映,说熊十力是个怪老头,不好伺候。陈哈哈一笑,说:“咱们国家有几个熊十力?不就一个吗?想法子照顾一下嘛!让他自己住一个包厢好不好?”

     熊十力定居上海后,仍笔耕不辍。1956年完成了《原儒》一书的下卷,并将上下卷同时印刷出版。全书共33万余字,以“六经注我”的精神,重新阐释了儒学经典和儒学史。书出版后,正值国家困难时期,熊仅取稿费之一半。此后,他开始写作《体用论》、《明心篇》等书,未及完成,便疾病来袭,“余写至此,精力已不支,只好结束。心所欲言者甚多,而不堪执笔……”此时,74岁的熊十力也从北大退休了。他在记事本上写道:“本月(1958年10月)北大名义解除,由京政协会照顾生活,暂时照北大原薪三百四十五元。”此时,老人的心情是落寞的,他一生以师道自任,与北大有着不解之缘,一朝离开,自是痛苦。他曾在北大50周年校庆时说:“吾年三十八始在北大,迄今向衰,始终未离北大,唯以疾患不常到校,而余之精神故无一日不与同学相感应。”师道名义解除了,已近垂暮之年的熊十力更将全副的心力用于著述。他每日凌晨一两点钟即起,拖着病体坚持写作。《明心篇》之后,是他“衰年定论”的《乾坤衍》。此书20余万字,刚写两三万字,便“百病皆作”,熊十力拼了老命,终至完成。他将此书赠上海图书馆一部,附言说:“附赠《乾坤衍》一部,实不得已自费影印。老而不死,力成此书,决不自覆其说。白沙子有句‘君子恒处睽’,即我书之心也。”

     至此,前后七八年间,熊十力以老迈之身,潜心著述,凡130万言,可谓老骥伏枥、壮心不已!冯友兰说:“熊先生在世时,他的哲学思想不甚为世人所了解,晚年生活尤为不快。但在50年代他还能发表几部稿子。在他送我的书中,有一部的扉页上写道:‘如不要时,烦交一可靠之图书馆。’由今思之,何其言之悲耶!”梁漱溟说熊十力“晚年一顿能吃一只鸡”,言其身体之好。事实上熊十力晚年大病不断,很多著作都是因病体难支而时有中断。梁漱溟批评熊十力“比及暮年则意气自雄,时有差错,藐视一切,不惜诋斥昔贤。例如《体用论》、《明心篇》、《乾坤衍》,即其著笔行文的拖拉冗复,不即征见出思想意识的混乱支离乎。”持论不无道理,但考虑到熊十力晚年景况,批评可谓过严,他说:“学术天下公器,忠于学术即吾所以忠于先生。吾不敢有负于四十年交谊也。”

     晚年,熊十力由上海市委统战部“领导”,因此,他经常要向统战部领导“汇报”一下自己的近况,遇有“运动”,也难免表一下态。如1957年6月,他写信给统战部,信中有“今天见报载,章伯钧自认造谣反党,真可耻可恨。”1959年2月信中有“昨年大跃进,中外欢腾。今岁更当一日千里。”但更多的是生活方面的要求,如住房问题、吃饭问题等等。1960年11月,他致信统战部,要求吃粗面包,“上月承惠两次饼干,是上好的东西,而此物吃时总不觉得饱,所以愿吃粗面包。”1960年12月,熊突然便血,便写信给统战部,“谨请予我一个宰好了的肥的母鸭子,看可救此症否?”并说“素承厚意怜念老人,故敢常扰。”统战部12月5日向上级请示:“拟同意送母鸭一只,请核。”领导批曰“同意”,于是,12月9日,熊十力得到了自己的一只肥母鸭。

    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年头,熊十力陷入无限孤独中。他在暮年哀叹道:“人生七十,孑然一老,小楼面壁,忽逢十祀。绝无向学之青年,亦鲜有客至。衰年之苦,莫大于孤。五年以来,余犹积义以自富,积健以自强,不必有孤独感也。大病以来,年日衰,病日杂,余兴尽矣。”1961年,他在给刘静窗的信中说:“欲晤谈,膝头软,不堪动。又怕冷。夜半寒风入户,被单絮破,凄凉无限,清眼望尼山。”然而到了1962年,被熊十力称为“慰孤老,相依为命”的弟子刘静窗也离世而去。熊十力非常伤心,他在致弟子唐君毅、牟宗三信中说:“平生少从游之士,老而又孤。海隅嚣市,暮境冲寞,长年面壁,无与言者,独有一刘生(刘静窗)时来问佛法,年才五十,今春忽死去。吾乃真苦矣,当从赤松子游耳。”此后,他再也无力于大著了,只是写点随笔以遣寂寞离愁。

     1964年,春夏间大病。年底,去北京开会,对毛泽东“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”一说颇感兴趣,写下心得送了上去。1965年,董必武写信给熊,表示“兄之治哲学之背景,不仅弟理解,吾党之士亦多能理解也。”并寄来《毛泽东选集》四函、毛主席哲学著作四篇及《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之终结》大字精装本各一函,让其“慢慢阅读”。这些书均是周恩来花钱买下的,是为老年人阅读方便。

     然1965年夏,弟子习傅裕去看望自己的老师时发现,熊先生明显地衰老了,目光不再如以前那般如炬,谈吐不再像以前那般滔滔,情绪也不再像以前那么激昂了。他一人独坐屋中,身穿褐色长衫,扣子全无,只用一麻绳作腰带,状若老僧。屋内墙上挂着三个大字书写的君师帖,从墙头一直贴到天花板,孔子居中,左右是两位王先生:王船山和王阳明。此时,先前的老友和学生也多数被打倒、批判,其余的也发发自危。他的著作也被当作“反动复古主义”而遭到批判,无人以对,唯与古圣先贤心仪神交,稍可慰藉。他晚年为自己订有“三戒”:不出门、不会客、不写信,衰年求静,聊以卒岁。他曾作一联寄友人:“衰年心事如雪窖,姜斋(立波按:指王船山)千载是同参。”可见其晚年心境之凄谅!

     在熊十力晚年,当时已处于险境的王元化曾常去拜访,他在文章中说:十力先生自居儒家,他像宋明儒者一样,泛滥于佛老,反求于六经。他自称其学为“玄学”,这并非一时兴到之语。十力先生七十寿辰时,马一浮赠诗有“萧山孤寺忆谈玄”。直到暮年,他对庄子兴趣未减。他给我来信时皆书斋名漆园,或漆园老人。他这样偏爱庄子,我想可借用他论张江陵的一句话:“以出世态度做入世学问”来阐明。他虽然最不喜六朝清谈名士,但从生活上来看,我觉得他颇有魏晋人的通脱旷达风度。有一次,我去访问他,他正在沐浴,我坐在外间,可是他要我进去,他就赤身坐在澡盆里和我谈话。他不是性格深沉内向的人。他的感情丰富,面部常有感情流露,没有儒者那种居恭色庄的修身涵养。卓民先生说,这次沪上相会,一见面他就号陶大哭,使卓民先生深觉不安。最后几年,他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在心理上,都受着老年人才有的痛苦的折磨。他和我谈到自己的消化不良,常常便秘,成为他天天发愁的事。他未装义齿,无法咀嚼,由丰先生为他煮一点烂面软饭,生活上照料得并不好。他向我说,离京前原想入川,可是董老劝他说“年老了,还是和儿子住在一起好。”所以他到上海来了。世菩承厚贤伉俪住处并不宽敞,条件也差。十力先生为了坚持写作,住在淮海中路寓所,有五间房屋,可是亲人都有工作,不能来照料了。

     “文革”爆发后,王元化与熊十力就此音讯隔绝。直到1979年底王平反,才听说熊十力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十一年了。

     1966年夏,熊十力在《人民日报》上看到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》一文,伤感至极,他痛彻地感到:国家病矣!随之,他被视为“反动学术权威”,家被抄了,书籍、手稿、信札,或被撕,或被烧,或被查封;人被轮番批斗,复旦小学和建新中学的红卫兵小将们没日没夜对一个81岁的老人使虐,并勒令交代“历史问题”,限期交出来;住房被造反派的头目们霸占,老人被勒令搬出寓所,同时,就连青云路儿子的家也被查抄,父子均遭批斗。他有些看不懂了,愤懑地拒领全国政协每月发放的工资,以示抗议。1968年春,上海造反派竟命令已83岁高龄的老人跪在高台上,开群众大会批斗、辱骂。这对一生孤高气傲、睥睨风云的熊十力来说,是难以忍受的奇耻大辱。处此艰厄之境,他的精神再也无法承受而渐至错乱。他不断地给陈毅、董必武写信,对运动提出批评,硬让家人寄出去。无处说话时,他经常在很多小纸条上写些抗议的话语,甚至写在裤子上、袜子上,独自一人,面容悲戚、跌跌撞撞地走上街头或公园,双泪长流,口中念念有词“中国文化亡了!”“中国文化亡了!”走累了就席地而坐。然而,街市攘攘,人人自危,没有人来理会他。

     此时,梁漱溟正被作为“黑五类”接受群众的批斗,“坐飞机”,游街。梁在日记中写道:“甚苦,晚上腰背疼痛难入睡。” 另一位大儒马一浮早在“文革”一开始就被赶出了蒋庄,流落于杭州小巷。1967年,他在枕边留下了一首绝笔诗后去世,诗曰:“乘化吾安适,虚空任所之。形神随聚散,视听总希夷。沤灭全归海,花开正满枝。临崖挥手罢,落日下崦嵫。”

     1968年,熊十力一度绝食,以求速死。(一说有一晚辈家人向他强行索走他赖以维生的900元存折,熊气愤已极,当日起就绝食。又,其孙子说,祖父晚年并未绝食云云。此事已不重要,不考。)春夏间,患肺炎,高烧不止,不肯服药。病情好转后,又患感冒。因大便用力过猛,心力衰竭,1968年5月23日上午,一代大儒走完了他84年的人生路程。

     此时,身居台岛的牟宗三似有感应,在这年的三月写了一篇怀念老师的文章,他在文中深情地说:“我常瞻望北天,喃喃祝问:‘夫子得无恙乎?’他住在上海,究竟能不能安居乐业呢?今已八十多岁,究竟能不能还和当年那样自由讲学、自由思考呢?我们皆不得而知……” 梁漱溟在5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:“早起扫街道。去太平湖岸散步习拳。写稿。稿未成文。午后二时半街道群众会,斗席淑华,四时半回家。陈维博来通知十力老兄在沪病故(似是昨日事)。”处境尴尬,没有一点感情的流露。

     1979年3月,熊十力先生的追悼大会召开。此前一年,熊门弟子唐君毅已去世,熊十力之子便邀徐复观返沪参加,然而由于台海栖迟,两岸暌隔,终未能成行。三年后,徐亦追随老师而去。这一年,牟宗三在台湾举行的一个纪念会上动了感情,他深情地回忆了老师的教导,说熊先生一生没有过敷衍,没有过无聊,他绝对的忠于道体,忠于形而上学,任何人来,熊先生都要讲这一套给他听,不管对方能不能听,不管对方是小孩子还是党国要员。这就是孔子所说的造次必于是,颠沛必于是。他的生命全部都在这里。“我这个人也没有堕落过,一生也没有得意过,没有飞黄腾达,生命也没有波澜壮阔,只是教一辈子书,没有什么堕落。但每当我见到熊先生,我总觉得自己的生命颓废,在往下颓堕。” 熊先生一生,以玄为高,以易为归,斥佛教而非旧儒,在儒学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,重建了儒学的本体论,重建了人的道德自我和中国文化的主体性,开启了新儒流派。牟先生说:“这传统能复兴起来,是熊先生的功劳,你不能要求他太多,他不懂洋文,不懂西方哲学,这没有关系。你懂得这一点那一点算得什么呢?现在的人浅薄无聊,动不动以自己懂得的一点来欺负老前辈。你哪能欺负老前辈,你哪能抵得过老前辈呢?你懂得的这一点那一点算得什么?他把这汉家威仪的传统复兴起来,我们便可顺着往前进,这便是将来中国各个人生命的道路,国家生命的道路,文化生命的道路……”

     1993年,病榻上的牟宗三对前来服侍自己的弟子说:“熊先生一辈子就想我一个人能传他的道,我的聪明智慧都不及他甚多,但他知道自己有见识而学力不及。我所知虽只一点点,但要到我这程度也不容易,其他的人更差多了。熊先生知道我可以为他传……”一个“道”字没说出口,便哽咽饮泣不能语。

     1995年4月,熊氏最后一位大弟子也走了。如今,又由谁来“传道”呢?

Last updated: 2006-02-04 00:00:00         Views: 9527